元代则进一步加强，山长被纳入了国家官僚体系之中，全由官府直接任命。

十一世纪之后，欧洲的一些沿海地区的商业得到迅速发展，在意大利的沿海地区出现了商人聚集的城市，如佛罗伦萨、博洛尼亚等。虽然这一设想最终并未得到实施，但官方控制书院的意图暴露无遗。

自北宋开始官方就对山长的选聘进行控制。不少书院为满足更多士人参加科举考前强化训练的需要，还在科举考试的年份增加招生名额。心学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在贵州龙场悟道之后，先后创建和修复龙冈、濂溪、稽山等书院研究与传播心学。此后岳麓、应天府、嵩阳等书院都得到了朝廷所赐的九经及相关书籍。中世纪大学确立的自治权，为近代大学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法理基础，大学自治因此被洪堡视为大学三原则之一。

因而，许多学者都肯定书院是一种私学教育组织，或是一种官学外的独立教育机构。这样，对理这一中国哲学最高范畴的探索，就从自然领域转向个人内在的道德伦理修养上来了，培养个人的心性修养和道德自觉成为儒家的共识，追求为己之学成为把握终极真理的关键，在此基础上，士人才有可能实现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以至德而处盛位，万物之覩，不亦宜乎。

前面所引他对《观卦》的注释就体现了这一点，又如他在解《复卦·彖传》复其天地之心乎说到： 復者，反本之谓也。……是以六爻虽有失位、无应、乘刚，而皆无凶咎悔吝者，以谦为主也。而这个无形无象的神、一是如何统御万事万物的呢？王弼通过对大衍之数的创造性诠释解答了这个问题。利见大人，唯二、五焉。

所以，尽管王弼的易学仍然是以穷神研几为教，但是他对神、几的认识并不是导向对超自然、超人间的神秘意志的膜拜，而是对现实人世的义理的认识，他说： 《易》以几、神为教。龙之为德，不为妄者也。

[[40]] 《周易注·上经·谦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上册，第296页。上不在天，下不在田，中不在人。王弼注曰： 不行不跃，而在乎天，非飞而何？故曰飞龙也。王弼将卦义归为吉凶两大类型，就是指其时势而言。

履正而应，处尊体巽，王至斯道以有其家者也。(原载《中山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》2009年4期) 进入 朱汉民 的专栏 进入专题： 王弼 义理 易学 。[[8]] 王弼所言的穷神研几的工夫，虽然也是希望获得对几者动之微，吉之先见者也的认识，但他并没有将吉凶祸福的变化归之于超自然的神意，而是导向对《周易》中六十四种不同时势的社会法则的探索和思考，以寻求与各卦情势相关的时义，最终达到戒过明训和趋吉避凶的目的。但是，在王弼易学义理中与吉凶得以联系的依据是什么？这就要进一步分析王弼易学中义理的理性内涵。

如他注《乾·九五》倡导德与位同一：夫位以德兴，德以位叙。当然，无论是象数还是义理，均与《周易》的原型即卜筮之学有关，均表达作者对吉凶祸福结果的思考与预测，体现出作者对行动的吉凶悔吝的强烈关注，正如《周易·系辞》所说： 是故《易》有太极，是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定吉凶，吉凶生大业。

由于这个理涉及到人必须面对的天下之万事万物，故而有所谓染而不乱，众而不惑、物虽众、义虽博等等说法，所表达的就是理的多样性与复杂性。王弼在注释《周易》而申明的卦义中，形式上、表面上是讲阴阳刚柔的尊卑、交感关系，而在内容上、实质上讲的则是名教社会的政治伦常关系。

但是，这并不是一种纯哲学的辩证思维，而是与现实功利得失的生活实践息息相关的实用理性、决策思考。以爱为本者，则患在寡威。朱伯崑曾经说到，《易传》中有两套语言：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，一是哲学语言。[[33]]注《随卦·九五》论随时之义：履正居中，而处随世，尽随时之宜，得物之诚，故嘉吉也。） [[5]] 《周易略例·明卦适变通爻》，楼宇烈：《王弼集校释》下册，第604页，中华书局1980年。故卦以反对，而爻亦皆变。

在王弼的《易》学中，卦义代表着时势，爻义则代表主体应变所必须遵循的法则。因此爻正当至尊之位，王弼的注释表述了其政治伦常的意义： 得位履尊，为益之主者也。

《周易》本为卜筮之书，一方面《易经》包括本为占筮而用的阴爻（--）、阳爻（—）、八卦、六十四重卦、三百八十四爻而组成的象数体系。虽然六十四卦代表的不同时势决定了其必然之理的卦义，但是，各卦中的每一爻则应适时之变才可以充分利用、适应这些不同时势，即通过对卦义的掌握以实现虽险而可以处者、弱而不惧于敌者、忧而不惧于乱者、柔而不忧于断者。

[[27]]确实，汉儒的象数易学重视对阴阳灾异的研究，故而把《周易》中本来与卜筮有关的象数与灾异祯祥有关的天象、物侯结合起来。[[41]] 《周易略例·明彖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下册，第591页。

义也就是理，王弼说：或有过咎，非其理也。统之有宗，会之有元，故繁而不乱，众而不惑。如果说后来宋儒的义理易学是以德性为本位，智性总是依赖于德性的话。[[43]] 《周易注附·韩康伯注系辞上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下册，第547-548页。

[[3]] 此处《易》有太极是讲筮法而不是讲宇宙生成，筮法中本来包括象数、义理两个方面，它们均是为了探究行动结果的成败得失问题，即希望尽早获得对吉凶悔吝的命运预测。[[46]] 《周易注·上经·复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上册，第336-337页。

[[23]] 我们在研究王弼的义理易学时会发现，他在注释《周易》时所阐发的义理是把儒家名教的伦理包括在内的，当他声称物无妄然，必由其理时，此理包括了儒家名教之理。一时之制，可反而用也。

卦有小大，故辞有险易。（《儒释道与魏晋玄学形成》第113页，中华书局2003年。

王弼认为，卦义是由每一卦所体现的时势所决定的，《周易》六十四卦的卦义，就是缘于人生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安危、逆顺、险易、得失的不同时势。王弼认为，这一类与名教伦常相关的道德理性，同样是人们在应对不同时势中转凶为吉的手段。[[21]] 《周易注·下经·益》，《王弼集校释》下册，第430页。夫情伪之动，非数之所求也。

[[32]]注《泰卦·六五》论阴阳交泰之义：《泰》者，阴阳交通之时也。[[44]]无形无名者，万物之宗也。

爻也者，效天下之动者也。在《易》学史上，王弼无疑是义理派《易》学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。

不用而用之以通，作数而数以之成，斯易之太极也。[[9]] 乾卦系六十四卦之首，它是由两个乾为经卦组成，六爻均是阳爻，故而乾卦总是体现出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德义。